高科技失业者，或者叫做高科技无产阶级，这一阶层原本较为坚定地服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信市场是最好的经济体制，市场手段可以很好地解决劳动力过剩、薪酬和福利保障等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都出现过管理、技术阶层的大规模失业现象。这其实就是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还有日本）推动制造业以及与之相关的部分服务业向海外转移产能的过程结果。但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两类阶层无论在看待自己被卷入的裁员、失业，还是评价在此之前美国制造业逐渐陷入衰落而导致大量蓝领失业的现象，都认为归结于失业者自己，认为这是能力不足的体现。

　　将成就和过失都归为自己，相信一切结果都是个人能力与勤奋努力相加而得的，这种看似励志的观念，而今我们可以从很多媒体、自媒体、励志导师、畅销书作家那里读到。这其实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之一，甚至没有如实地说出基本的真相。

　　比如美国的计算机-互联网革命，根本就不能简单化地概括为几个天才程序员和企业家发挥冒险家精神的结果，而更多地、更主要地取决于美国政府和军方曾经几十年间连续大规模的经费投入，将大量的智力资源纳入到类似于曼哈顿计划这样的系统工程框架之中。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塑造励志观念，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建立起高度宽容贫富差距的社会认知。这种努力在高科技行业、金融行业从业者中可谓大幅奏效，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在于，这两个行业的从业者的的确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国家经济金融化、高科技化、去实体化所带来的失衡化增长的关联受益者。这两个行业的的确确为一些足够聪明、足够勇敢地把握了机遇的草根人士“跃升为龙”创造了机会。

　　高科技失业者，通常指的是有正规的大学文凭，曾较长时间服务于高科技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应该说，这个行业的从业者确实没有其他很多行业的从业者那种期待终身雇佣的想法，早就接纳了高收入、高净值工作=高风险的想法。很多人甚至主动频繁换工作。

　　长期聚焦美国的就业文化和劳资关系的社会学家、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卡丽·莱恩所著的《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一书，近日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这本书谈到，21世纪初，当美国很多行业（主要是制造、服务行业）爆发反外包运动，劳动者表达出对资本的强烈不满时，高科技行业的从业者乃至失业者都没有太深的感觉。

　　甚至而言，在21世纪初，也就是小布什总统任期内，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声誉最高的时候，高科技行业的从业者和失业者都非常自信，认为自己本身学历、知识水平、能力结构根本不是制造业、服务业的那些蓝领工人、低层次服务岗位工人所比的，后者的岗位被转移到海外，为资本家节约支出，完全是合理调整。此时的他们并未预期，或者说根本不相信美国等发达国家会接下来向海外转移高技术工种。

　　然而，从21世纪初开始，美国的高科技行业的裁员潮的出现频率变得越来越高，而且随着技术迭代、创新速率的加快，高科技行业从业者本身的价值对于企业、资本而言，相较于过去就大大缩短了。这意味着，一个计算机编程背景的中青年人（35-50岁），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头几年，无论是主动辞职另觅机会还是被裁员，找到新的饭碗并不是那么难；但21世纪初期开始，35岁以上人士找工作的间隔就越来越长。

　　但长期信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仍在给予高科技失业者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们相比别的行业的失业者更加积极地投身自建社团，相互交换信息，彼此给予安慰，还有意识地进行身体锻炼，每一刻都为重回职场赢回自己该得的一切做好准备。

　　虽然如此，如《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书中所说的那样，长期失业也导致高科技失业者面临抑郁，尽管努力开展心理建设，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很难在中年阶段，在越来越卷的高科技行业职场中谋得一席之地。书中讲述了这类失业者如何通过修改简历，以适应雇主的更高要求，还有就是通过巧设简历邮件的关键词、重复发送简历邮件等方法，确保自己简历增加被雇主和HR人员注意到的概率。

　　无论如何，很多高科技失业者最终不免接受靠妻子养家，自己则成为家庭“煮夫”的现实。当然，很多这类的“煮夫”也会在家里设立自己身着正装的时段，在专门的办公区域摆出努力工作（其实是找工作）的架势，这大抵就是修复和维持在孩子心目中形象的努力。

　　《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书中指出，在高科技失业者长期无法再获得与原有工作相似的岗位的情况下，不仅必然长期依赖妻子养活自己，而且还重创了他们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信念，那就是能力加努力一定能够获得好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靠妻子养活的时间久了，这些人才可能放下意识形态教条，去反思诸如失业救济制度、工作者权利历法、政府资助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平价托儿所、用人单位遣散劳动者的政策合理性、医疗体系的费用体系合理性等问题。